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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德高尚 父女情深——访中共南委书记方方的女儿方惠平

2016-09-24 15:05:51  来源:本刊专访组  浏览人数:720

品德高尚  父女情深——访中共南委书记方方的女儿方惠平

方方是抗战时期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书记,也是解放战争时期华南党组织的重要领导人,建国后任党和国家侨务事业的领导人,为广东的解放、新中国的侨务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深受人们的爱戴和尊敬。为了进一步了解方方,在201512月,我们专访组走进了方方的女儿——方惠平家中。

方惠平今年82岁了,离休前是暨南大学外语系副教授,目前和老伴柯锡德一起住在暨大校园内。她的房子是80年代的旧房子,水泥地,没有任何装修,家具也很破旧,是几十年前的旧款式。老人很健谈,深情回忆父亲和叶帅,对兄弟姐妹和自己的生活也娓娓道来。

父亲方方:

自称“是个有缺点毛病的共产党员”

方方原名方思琼,1904年生于广东省普宁县洪阳镇。1924年考入第二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和教育。因搞农民运动,族长要开除他,不让他姓“方”,他干脆把姓名改为“方方”。1926年春,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1933年,在发动闽西苏区群众生产支前和扩大红军工作上获得优异成绩,在次年举行的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表扬了他的工作,称赞他领导的才溪乡是模范乡。1935年至1937年,在远离主力、十分孤立的环境下,参与领导闽西南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保存了闽西南革命力量。1941年春,任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书记,领导粤北、粤南、广西、江西、闽南、闽西、湘南、潮梅、琼崖等地区党的工作。1947年,任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后为华南分局)书记,领导华南游击战争。广东解放后,任广东省人民政府第一副主席,协助叶剑英主持广东工作。1952年,被错误地批判犯了“地方主义”和 “土改右倾”错误。1955年,调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事务委员会党组书记、副主任,为侨务工作做出了卓越贡献。“文革”期间,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残酷迫害,含冤去世。1994年,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为方方历史问题平反的意见,认为1952年对方方“地方主义”、“土改右倾”的批判缺乏事实根据,应予否定,为他恢复了政治名誉。

方惠平眼中的父亲,从年轻时就很有政治抱负。方惠平将父亲的抱负归纳为八个字:拯救中华,为民造福。方方经常说:“做官的目的是为人民挑重担。否则做官干什么?人活着应该多想想拯救中华、为民造福。”方方病重时,方惠平去看他,方方说死后只要在墓碑上刻上“方方是个有缺点毛病的共产党员”就满足了。

方方坚持共产党人的工作作风,尤其强调做事有头有尾、善始善终,绝对不能虎头蛇尾。他要求手下工作人员一定要做到这些,做得不好往往被他骂。工作中每完成一件事情,他重视总结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他总结经验不是为了讨功劳、索取奖赏,而是为了把工作做得更好。

主持广东土改时,有一阵方方病倒了,秘书吴才本汇报说彭老太(彭湃的母亲周凤)被批斗,方方一下子从休息的躺椅上跳起来,“啊?岂有此理?”大发脾气,指示不准批判彭老太,立即安排赔礼道歉,消除了不良影响。

第一次反“地方主义”时,方方在北京受到批判,从北京回来后对夫人苏惠说:“主席的批评是没有错的”,苏惠问主席批评他什么,他说主席叫他不要骄傲自满,不要有衣锦还乡的表现。这是方惠平亲耳听到的。

反“地方主义”后,方方心情不好,经常一边抽烟一边沉思。1953年夏,方方主动要求到韶关马坝农村蹲点。条件很艰苦,工作很辛苦,方方病倒了,母亲苏惠派方惠平到马坝探父。方惠平很不理解,问方方:“你来这儿干什么?你难道不能让自己早点回去吗?”方方说:“爸爸是党的人。组织叫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回去。”特别强调自己是共产党员,党性很强。

方方虽然因为根据侨乡的实际进行土改而受到了错误的批判,但他到中侨委任职以后并没有因此而缩手缩脚,而是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侨务政策。他每年必有3个月在侨乡各地出差,小问题在当地解决,大问题报告周总理。他经常说在京城见不到群众,下来就是要接触群众。一次,方方到泉州视察,为了更接近群众,方方让在华侨大学工作的柯锡德带他到泉州街上逛逛,不带警卫。走进一条小巷的时候,没料到被一户人家认出来了,热情地说“侨头来了”,很多群众涌上来敬茶、交谈,称赞他是“好侨头”。又一次,傍晚时分,方方刚到泉州,经过长途奔波很累,在房间休息,柯锡德为之把门,一位归侨前来拜访,柯锡德考虑到方方很疲劳,就说一定帮他转达,让他第二天早晨再来。方方醒来之后,柯锡德立即报告了这件事。方方一向对柯锡德很客气,但这次对他发了脾气,责怪他这件事做错了,告诉他下到地方来就是为了听取群众的心声,叮嘱不管多累都要把自己叫醒。除非开会或生病,否则没有任何理由不见群众。第二天,方方一直在门口等候那位归侨,热情迎接来访者。

方方很重视教育,认为教育是振兴侨乡的重要措施。他每到一地,就深入到华侨学校做报告。在他任职期间,各地华侨学校发展得很快,办得好。柯锡德带他到泉州街头微服私访那次,看到有几个十来岁小孩在街上摆卖,他很忧虑,紧皱眉头,边走边说“不是味道。小孩子不读书,卖东西,将来发展会很困难。”后来跟当地干部座谈的时候就说:“小孩正是读书年龄,应该首先用侨汇让孩子读书。教育搞得好,侨乡以后才能发展起来。”

方方很会演讲,作报告不照搬讲稿。而且他有一个特点,很多报告都是自己动手写,他死后留下300万字的手稿。有次他到泉州视察,柯锡德去看他,见他正在摘抄报纸,柯锡德说怎么不让秘书做呢?方方就说:“做报告要掌握第一手材料。如果作报告、写文章都靠秘书,那只是秘书个人的观点。有些事别人不能代劳,不能事事靠秘书。”

忆父爱:

对子女严格又不失慈爱

经方惠平介绍,我们得知方方共有8个子女。老大方玉华,女,共产党员,邮电系统离休干部,定居广州,今年已经84岁了,身体欠佳。老二方绍坚,男,拖拉机手,下放过海南岛,在广东省农科院农业机械研究所退休。老三方惠平,女,共产党员,外语系副教授,先后在华侨大学、暨南大学任教。老四方惠兰,女,刚生下20天就送给地下党外围的老百姓喂养,解放后在农村当过生产队长,直到1956年因为要带小弟才回到父母身边,后定居香港从商。老五方超,男,共产党员,战争年代经革命母亲李梨英抚育多年,受过高等教育,自动控制专业毕业,高级工程师。老六方少华,男,原为话剧演员,目前随方惠兰在香港做生意。老七方穗明,女,共产党员,解放后出生在广州,北京工业大学自动控制专业毕业,现在是北京工业大学副教授。老八方燕明,男,解放后出生在北京。八兄弟姐妹中,除却解放后出生的小妹小弟一直在父母身边长大外,前面6个都曾长期和父母分开,由别人代养。八兄弟姐妹共育有16位(外)孙子(女)。方方众多子孙中无一从政当官,方惠平说可能是看父亲从政之路太坎坷了,有些顾虑。

因为太小和父亲分离,所以儿时的方惠平对父亲的印象是模糊的,父亲的形象开始清晰起来是1949年在香港团聚以后。到香港后,父亲让她写日记,发现《苦难的童年》和《狱中恨》两篇写得不错,就帮她改错别字并加以润色,投给香港《儿童周刊》发表。在香港,方惠平还做过父亲的“小交通”,将写满蝇头小字的纸条塞到脚趾头缝里,再穿上袜子,把纸条送给父亲指定的人。

父亲对方惠平要求很严格。跟父母团聚不久,父亲就带她到闽粤赣边区纵队当战士,每天步行80华里,常常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间爬山涉水,穿越丛林,从广东省揭西县的河婆地区走到江西省的赣州,又从赣州绕道井冈山直下广州。14岁的小姑娘对紧张的行军一时难以适应,稍有懈怠,父亲就会严厉批评她。

父亲把方惠平幼时失学之事放在心中,紧张的行军途中不忘帮助她学习文化,教她写文章,教她如何命题、如何把握中心、如何进行逻辑思考,还为她改病语病句,改错别字。她的行军日记几乎每篇都经父亲精心修改,边改边解释为什么这样写不好,该怎样写才对。方惠平说是父亲手把手教会她写文章。

建国后环境安定了,方方和子女相处的时间多了一些。方方对子女的教育注意三点:(一)将自己的政治思想理念灌输给子女,要求子女重视政治理论学习,要动脑筋,明辨是非,爱憎分明。(二)经常教育子女“只有党常,没有家常”,强调党性和公私分明,不能把什么都看成是人之常情、家常便饭,公私不能混为一谈。如全家搬到北京后,除了已参加工作的方惠平,不允许小一些的孩子在家里吃饭,占公家的便宜,而是发钱让他们到食堂买饭吃。要求子女独立谋生,强调不要靠吹牛过日子,要掌握谋生的基本技能。(三)生活小事上要求严格,有时近乎苛刻。如要求子女坐如钟、站如松、行如风,类似的清规戒律很多。方燕明是最小的孩子,苏惠非常宠他,方方总是在他的教育问题上和苏惠产生矛盾,他吃鸡蛋时不吃蛋黄要挨骂,饭后把两条腿架到饭桌上也要挨骂。方方经常严厉批评他:“这是我的儿子吗?”方方对子女的严格要求深深地影响了方惠平,她不仅自己按照父亲的要求做,还以同样的标准要求儿子。她的儿子柯思加退伍后到澳洲谋生,做过洗碗工、清洁工、建筑工,无固定工作,曾经很苦恼,但却在历练中形成了独立自强的个性。方惠平坚持认为高干子弟不能特殊、破例,从不为子女的事找关系、走后门。

方方对子女要求严格的同时又不乏慈爱,比如他很重视方惠平的婚姻大事,幽默地说:“你们恋爱结婚要像吃红烧肉一样,夹一块赶快放到嘴里,不要拣来拣去”。方惠平笑称自己的婚姻就是这样。她自言在政治上成熟得很早,顾虑结婚对事业影响很大,不愿结婚生孩子,妈妈为她不愿结婚着急得生病。后经父母全权做主,和在广东工农速成中学认识的柯锡德结婚。方惠平说就是看中他共青团员、俄语本科毕业生、潮汕人三项条件而同意与其结婚。

本来方惠平、柯锡德只想在广州举行简单的婚礼,但方方和苏惠提出要到北京家里举行婚礼。出乎意料,他们的婚礼在1960年除夕由方方亲自操办。更意料不到的是,中侨委副主任庄希泉、庄明理都参加了他们的婚礼,何香凝派女儿廖梦醒送来三幅她亲手画的国画,分别是狮子、梅花和鸟。方方大惊:“这可是非常贵重啊,明天(春节)一定要第一个给何老太拜年。”到何香凝家里拜年的时候,廖承志也在,首先祝贺他们新婚。何香凝亲切地询问他们从事什么工作,当听说柯锡德在大学教书的时候,何香凝说:“我们办了一所华侨大学,你们一定要去华侨大学参加工作。”方惠平、柯锡德听从何香凝的建议,婚后双双到华侨大学教书。采访过程中,老人小心翼翼地把珍藏多年的三幅画拿给我们看,虽然已经褪色发黄,但仍然完整,神采依旧。

方方很孝敬母亲,但又没时间照顾母亲。解放后母亲长期住在广州方方弟弟的家里,方惠平、柯锡德夫妇有地利之便,而且语言相通,所以方方托女儿女婿替他每周去看看奶奶,聊聊天,让老人保持愉快的心情。

方方每次出差到广东或福建,见亲属一定要方惠平、柯锡德夫妇到场。方方很健谈,每次饭后都要讲讲道理,强调要为人民服胜利之务,而非失败之务。方方认为教书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经常鼓励小夫妻练好教书本领,他说自己也教过书,离退休之后还想重拾教鞭呢。

谈自己:

童年经历曲折坎坷

作为革命者的子女,在革命战争时期注定无法享受安定的环境和优越的物质生活。方方解放前出生的孩子生活经历都很曲折,方惠平的人生经历也颇为传奇。

1935年,一个漂亮的女婴出生在泰国庄世平家中,这个女婴就是方惠平。5岁之前的方惠平是个非常幸福的小姑娘,被爸爸方方妈妈苏惠宠爱着。抗战爆发,苏惠带她由泰国经过香港、汕头秘密进入龙岩。虽然处于战争年代,但爸爸妈妈还是把她带在身边。妈妈教她背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教她写“爸爸打日本鬼”,教她唱儿歌“打东洋,打东洋,东洋鬼子是豺狼;红军爹,红军娘,红军来了不纳粮”。

快乐幸福的童年在1940年戛然而止。一天,妈妈哄她说让老乡的女儿带她去买饼干,她欢天喜地得跟着去了,回来时不仅爸爸妈妈不见了,家里的东西也不见了,房间里空空荡荡,只剩下一张木板床。小姑娘哇哇大哭,在厕所、床底下到处找爸爸妈妈,当天晚上就发起高烧了。从此,方惠平就成为失去爹妈的孩子,为躲避敌人的搜捕,跟着一位老大娘在闽西东躲西藏。

1942年,南委事件发生,党组织受到破坏,国民党特务机关追捕方方及其亲属的风声更紧了。魏金水的妈妈把她和那位老大娘反锁在草房里藏了一个多月,白天不敢出去,晚上才送吃的给她们。一天半夜,一个男青年拿着一封信找到她们,说带她找爸爸妈妈,并用一台轿子把她们抬走。方惠平很高兴,以为很快就能见到日思夜想的父母了。没想到出事了,事情就出在那封信上。本来,老大娘的警惕性是很高的,她教方惠平把信揉烂,吃进肚子里。也许夜黑看不清楚,不小心把一些纸屑掉到轿子里了。走到上杭公路上坡时,被国民党宪兵队的哨岗拦住,这些纸屑被搜到,于是认定方惠平为“赤种”,将她们关进龙岩宪兵司令部。宪兵审问方惠平父母是干什么的,方惠平说是种田的,重重的一巴掌打过来,方惠平被打晕了。醒来时,已被关在牢房里,牢里是泥地,但已经磨得发亮,看来很多人在这里关过。7岁的小女孩在牢房里被监禁了足足两年,宪兵恐吓她、打她,但她始终没有透露父母是干什么的。

1944年,抗战胜利前夕,方惠平和老大娘一起被放了出来。她们和组织失去了联系,生存成为问题。为了活命,老大娘忍痛把她卖给从厦门逃到龙岩的一家财主做丫头。抗战胜利,这家人返回厦门,方惠平也随之来到厦门。小姑娘年龄不大,劳动却很繁重,每天要洗一家七口人的衣服,要清洁厅堂院室,要给老爷太太打洗脸洗脚水,还要经常光着脚背六岁的小少爷上学,有时还要无辜挨打受骂。

全中国解放的日子近了,周恩来指示要尽全力快设法把在战争年代里失落的革命者后代都找回来。组织上也派人找方惠平,由于变故较大,寻找她的下落变得非常困难。方方那时的秘书周勤淑曾两次深入蒋统区打听其下落,第二次才得知她跟那家人去了厦门。小少爷的语文老师林碧娟可能是个地下党员,看她可怜,就问她怎么回事,小姑娘大哭起来,把自己的身世向林老师全盘托出,党组织可能就是通过林老师知道她的确切下落的。

1949年一天,方惠平像往常一样陪小少爷上学,林老师支开小少爷,把方惠平带到自己的房间。地下党员、菲律宾归侨陈永石在房间里等她,拿苏惠的一张照片给她看,她兴奋地说:“这是我妈妈。她现在在哪里?”她当时肯定是欣喜若狂的,我们采访她的时候她回忆起60多年前的这个时刻仍然神采飞扬、声音激动。陈永石安排她等待一个月,做好准备,一个月后带她离开。方惠平半信半疑,害怕再次失望甚至再遭转卖。

一个月后,陈永石如期出现在林老师住处,询问她坐哪种交通工具比较安全。方惠平很聪慧,她分析坐轮船不行,因为财主太太有亲戚在轮船公司上班,坐轮船会被发现抓走,只有坐飞机最安全。坐飞机要照像、办护照,她又提出不能坐人力车出门,容易被认出,要换过衣服走路出街才行。因为安排得很谨慎,所以很顺利地乘飞机于194938到香港,脱离了苦海,回到了父母身边。

我们听她讲述的时候忍不住感慨这些经历对一个小姑娘来说太苦了,可她自己并不这样认为。她纠正我们,她是把小时候坎坷的经历——苦难的童年看作是人生的幸运,因为从小得到了锻炼,从此变得坚强。

话叶帅:

“简直是天赐恩师”

机缘巧合,方惠平得以在叶帅身边亲炙多年(方惠平习惯称叶剑英为“叶帅”)。她称赞叶帅简直是天赐恩师,举止言行都非常了不起,既是军人又有孔明特色,在他身边提高很快。她说尽管不当,还是想称叶帅为“神明”,现在回忆起叶帅还是泪光闪闪。

1949年八九月间,方惠平随闽粤赣边区纵队赴江西赣州与叶帅率领的南下大军会师,第一次见到了叶帅。叶帅上下打量她,发现她穿的不是正式军服,马上让警卫员送来了一套草绿色的军装。方惠平说,正是这套普通的军服,时时处处提醒着她去努力克服自身的幼稚无知,做一名真正的解放军战士。

19529月,方惠平有幸作为工作人员陪叶帅进京疗养治病,具体职务是文员。这段时间,方惠平住在叶帅家里,和叶帅女儿妞妞(叶向真)住同一间房,和叶帅同桌吃饭,朝夕相处,像家人一样亲密。叶帅对方惠平的文化教育非常重视,甚至比自己的孩子还重视,有空时常教她读书,给她讲道理。工作接触中叶帅发现她文化基础尤其理科基础较差,1954年离开叶帅身边时,叶帅念念不忘让她补习基础课,建议她上工农速成中学,系统地补习提高。

方惠平的求学经历不像大多数人小学——中学——大学那样按部就班,而是断断续续、种类多样。5岁前母亲就对她进行了幼儿教育,会背诵简单的诗歌,会写几个歪歪扭扭的字。卖到财主家以后,带少爷上课的时候也是她学习文化的好时机,她经常站在教室窗外听老师讲课。晚上主人一家入睡以后,她又悄悄地把少爷的书包拿到外面,偷偷地看少爷的课本。到香港和父母团聚后,母亲立即为她请来了英语家庭教师,语文由父亲、母亲和父亲的秘书亲自教授,算术则由大姐教,两个月的时间里就攻下了小学五年级语数外三门课。本来母亲是主张她留在香港接受正规学校教育的,父亲则主张带她到革命队伍上“革命的第一课”,接受教育。解放后,组织上交给她的任务就是学习,先在执信女校补习了一学期的文化课,然后由省委组织部保送到南方大学学习俄文,后来很幸运地在叶帅手下边干边学,同时在北京俄文专科学校听课,之后在中山大学举办的广东工农速成中学系统地学习了四年,以后进入大学教书,自学不辍。

在和父亲方方以及恩师叶帅的接触中,方惠平深刻地认识到方方和叶帅是互敬互信的。方方很敬重叶帅,说叶帅“赛诸葛”,在方方心中叶帅就像诸葛亮一样。叶帅对方方是信任的,在方方受到 “地方主义”错误批判时,叶帅故意让方惠平坐在旁边听他和彭真的讲话,有意让方惠平传话给方方。那是1952年夏秋时节的某天中午,彭真拜访叶帅,方惠平意欲回避,叶帅反而把她叫住:“小娃子别走开,请坐下!”叶帅回忆起南下前夕,找毛主席要干部,毛主席说“你们南方有支泉水”,叶帅强调他理解主席说的“泉水”就是方方同志为主要负责的队伍,彭真点头称是:“主席对方方同志是肯定的。”方惠平悟到这短暂的交谈对方方和广东省的干部队伍事关紧要,快速赶回广州,完整地把这段谈话向方方做了汇报。方方入神地听着她的叙说,不时地点头,露出满意的笑容。

在和叶帅的交往中,方惠平真切地感受到叶帅的豁达、宽容、慈爱。叶帅关注大事,生活上小事不过问,对孩子很和蔼。比如妞妞小时候很顽皮,大铁门开着她不进,非要把铁门关上,然后从铁门爬进院子才高兴,叶帅就乐呵呵地看着她调皮,还不停地笑。方惠平在家里习惯了方方的严格管理,看不惯妞妞的这种行为,生气地说:“叶伯伯,这也好笑啊!”叶剑英不以为然地说:“这有什么。”叶选宁也是个捣蛋鬼,周末回来看爸爸,叶帅让他扫地劳动,叶选宁不乐意,就边扫边唠叨:“劳动模范,劳动麻烦……”讽刺叶帅讲普通话有客家音,叶帅也没有批评他,反而哈哈大笑。

采访结束后,方惠平、柯锡德两位老人依依不舍地和我们挥手告别。


                                               (执笔:王宋斌 张丽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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