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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人民抗日义勇军在普宁的组织与活动

2016-07-19 17:27:13  来源:红文整理  浏览人数:348

  一、“华南人民抗日义勇军”建立的历史背景

在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影响下,上海的爱国青年学生在共青团江苏省委领导下,进行了游行示威和抗日救国的的宣传组织活动。为了建立一个比较严密的组织作为抗日救亡运动的骨干队伍,由共青团江苏省委学委书记胡玉华(现名金乃华,解放后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与失去组织关系的共青团员李平(广东人,原在国家轻工业部工作,已离休)、黄尔尊(福州人,已牺牲)、余彭秀(即余长钺,已牺牲)、黄昌恒(已牺牲)等人发起,并于1936年三四月间在上海正式成立“中华人民抗日义勇军”组织(下简称义勇军)。

义勇军以抗日救国、收复失地、废除中国一切不平等条约、争取中华民族的完全独义解放为宗旨。任务是:进行抗日宣传,启发人民群众的民族觉悟和爱国热情,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团结抗日;打倒一切汉奸和亲日派,抵制日货,没收一切汉奸、亲日派的财产作为抗日经费等。凡赞成上述宗旨,实行上述任务,愿为其实现而奋斗的中国人民,经队员(或团员)介绍者,均能参加义勇军。这是一个在共产党领导下,以抗日救国的青年学生和中小学教师为基础的秘密的革命群众组织。它以小组为基本单位,小组以上有小队、中队、大队、纵队和总部。义勇军还请崔巍谱写了军歌,以鼓舞士气和战斗精神。

根据上面的纲领,义勇军成立后,首先在上海的大厦、暨南、复旦、交通、同济、美专、中国医学院等大专院校和杭州、南京、南通、济南等城市建立了组织,并积极组织抗日宣传活动,很快便成为这些城市抗日救亡运动中一支活跃的骨干力量。

1936年六七月间,由于蒋介石与两广军阀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内部矛盾激化,两广当局公开标榜“反蒋抗日”,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与政治影响。为了利用两广当局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把义勇军的抗日救亡运动扩展到华南、西南各省,8月中旬,在上海的义勇军总部决定先派遣黄尔尊、李平两人,以上海学生救国联合会代表的名义,并带了全国救国总会的介绍信,南下了解两广当局的政治态度和“反蒋抗日”的部署,并与两广(主要是广西)驻香港代表李任仁(李宗仁之弟)谈判派遣上海学生南下开展抗日救亡运动问题。在得到李任仁的赞同和欢迎之后。于8月下旬,共青团江苏省委书记陈国栋决定派遣孙逊(现名孙大光,曾任交通部部长)率先遣队30多人到达香港,并通过全国救国总会华南区总部负责人李章达(秘密党员,曾任广东省副主席,已逝世)的介绍,与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南临委)书记孔志诚(即薜尚实)接上党的组织关系,此后义勇军先遣队遂接受南监委的直接领导。

1936年9月,由于蒋介石对两广当局采取强硬态度,调集嫡系军队武力威胁两广,在蒋介石的威逼利诱挑拨离间之下,两广当局(尤其是广东陈济棠与余汉谋之间)内部分化瓦解,陈济棠被迫下野,余汉谋上台取而代之。在这种形势下,两广当局的所谓“反蒋抗日”已成泡影,南下先遣队公开到两广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已不可能。因此,南临委指示:先遣队的干部,原则上秘密分散回原籍建立义勇军、救国会组织,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并在此基础上恢复、重建中共党组织。

二、义勇军在普宁建立的组织

1936年10月下旬,根据南临委的指示,李平被派回潮汕。这时,潮梅地区原来一些失去组织关系的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学生、中小学老师已在各市、县建立了各种形式的读书会、拉丁化新文字协会、研究会、剧社、歌咏队等进步文化团体,在普宁还有共青团的组织,团结了一批进步青年。李平回潮汕后,与这些进步文化团体中的骨干分子取得联系、从建立“华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着手,首先吸收了曾应之、陈初明、陈维勤、李碧山、杜柏深(杜桐)、马士纯、邱秉经、方东平、方向明(方朗)、周礼平、曾舜英、吕家璞(吕力吾)、郑苍霞等人参加义勇军,然后通过他们,以上述文化团体和中小学(汕头市立一中、大中、光中学及普宁县兴文中学等)为基础,在汕头、普宁等市、县建立了义勇军组织。1937年初,义勇军共展到200多人,成立潮汕义勇军大队部,曾应之任大队长、李平为政治指导员。接着又建立“岭东小学教师教国会”,负责人陈初明、郑敦。同时又介绍了曾应之、陈初明、陈维勤3人入党,1937年1月在汕头市成立第一个党支部,李平任书记。

华南抗日义勇军建立后,这了加强内部的教育,即开始出版了机关刊物《奋斗》,以潮州话拉丁化新文字刻印,内部秘密发行,最多时有200多份,曾应之任主编。为了扩大对外宣传教育工作,又公开出版了三日刊《海岸线》,作为汕头《天声晚报》增刊发行,主编杜柏深。

《海岸线》出版后,由于它鲜明的抗日救国立场和战斗风格,宣传停止内战,团结抗日;抨击国民党当局对日本帝国主义妥协、退让的不抵抗政策,在汕头、普宁等市县各中小学校及青年群众中有很大的影响,印数由数百份增至1000多份,并改为四开的独立专刊。由此也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惧和仇视,《海岸线》只出版了9期即遭查封,主编杜柏深和6个义勇军、救国会的成员同时被捕(至“七七”事变后,经多方争取营救,才获释出狱)。这是潮梅地区抗日救亡运动遭受国民党当局的第一次镇压。

1937年初,义勇军成员余永端、何史到普宁县定厝寮真武小学任教后,与该校的小学教师救国会的骨干取得联系,并吸收了杨朴轩、张陶、杨德谦、黄寄南、陈于通、陈舜山、庄明序等人参加“华南人民抗日义勇军”,建立了定厝寮义勇军小组,小组长杨朴轩。于1936年10月下旬后,在普宁通过李平、曾应之、陈初明等人介绍发展为义勇军的有兴文中学的马士纯、邱秉经、黄声、余天选;泥沟小学的张重仁、方泽豪、张珂敏、郑敦;华溪小学的王绍基、桥柱小学的林英杰等;还有何世汉(何竺)、张希非也分别由何史和杨朴轩介绍参加了义勇军。

三、普宁义勇军的革命活动

普宁这批革命的中小学教师和爱国知识青年参加华南抗日义勇军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首先接受了党的马列主义理论、组织纪律和统一战线教育;参加义勇军的集会、学习和同志间的联系;以学校为阵地,团结周围的积极分子,传播马列主义理论,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亡政策和主张,通过各种形式把广大青年团结在自己的周围,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教育、帮助更多的人投入抗日救亡斗争。主要活动:

1、以学校为阵地,深入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普宁的兴文、梅峰中学和定厝寮真武、泥沟村的群众、赵厝寮的四维小学等一批中小学教师参加义勇军后,利用学校的合法地位,以教师职业作掩护,既抓好文化基础教育,积极推广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又抓抗日宣传。师生们白天上课教学、晚间下乡宣传、办夜校。利用夜校这个阵地传播革命道理,广泛动员和组织农民群众投入抗日救亡斗争。

定厝寮真武小学义勇军小组成立后,组织师生把寨门两边墙刷白,然后将《世界知识》杂志刊登的两幅标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地图放大画上,结合形势向群众讲解,宣传抗日救亡,反对投降不抵抗,宣传国共联合抗日,讲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激发群众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仇恨,提高他们的民族觉悟。通过宣传发动,群众纷纷响应号召,将废旧铜铁收集起来,并上交学校集中上缴,用以制造炮枪打日本。他们还利用假日组织师生到学校附近的玉溪、志古寮、上塘、郭厝寮、晖含等乡村涂写抗日大标语,讲时事、讲东北义勇军抗日故事,教唱《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大路歌》、《松花江上》等抗日流行歌曲和演街头剧等。农村迎神演戏时,于开演前,学校义勇军小组成员,还到戏台上向观众宣传抗日救国道理,时间虽短,却扩大了抗日救亡宣传的效果。

2,开办夜校和识字班。义勇军在普宁农村中,通过办夜校和识字班,教农民读书识字,教唱革命歌曲,还编印识字课本,组织高年级学生当小先生,办小小学校,给家贫失学儿童上识字课,扩大了教育面。定厝寮村700多人口,入学读书的(包括夜校和小小学校)就占百分之七十。在夜校和小小学校教学中,既教学文化,又进行抗日宣传,提高了广大农民群众、妇女儿童的文化知识和思想觉悟,为后来的抗日反帝和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时办夜校和识字班都是义务的,没有报酬,革命师生凭着满腔爱国的革命热忱,经常工作到三更半夜,第二天又照常上课,都毫无怨言。

3、组织各种读书会。普宁义勇军战士,在参加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中,为追求救国救民真理,团结学校进步师生,发起组织各种“读书会”。兴文中学的马士纯老师发起组织了“青年读书会”,并选举图书管理员李坚和蔡初旭、陈作兰、周光惠、江有为等同学共5人为理事会理事,专管理组织学习等日常工作。不久,“读书会”发展到50多人,分为几个小组,以自学为主,阅读《大众哲学》、《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论》、《西行漫记》和《海岸线》等书刊,并定期分组讨论,交流学习心得,研究政治形势。有时进行专题讨论,研究社会发展规律;有时结合学习,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有时到兴中周围13个分校的夜校去任课或作时事报告,宣传抗日救国。郑敦就任赵厝寮四维小学校长后,在组织抗日宣传活动的同时,为了扩大宣传影响,也组织了“赵厝寮村民读书会”,参加读书会的除教师和较大的同学外,还吸收了校外知识青年共80多人。张陶老师在秀陇村组织“歌读团”,拥有球队、歌咏队、戏剧组,至1937年暑假,团结在歌读团周围的群众已超过100人。

普宁的义勇军队伍,为了宣传抗日救国,他们经常是夜以继日地工作着,通过他们的宣传教育工作,提高了群众的文化知识和思想觉悟,起着鼓舞人心、振作民族精神的良好效果,也震撼着国民党反动派的丑恶灵魂和他们反动统治的基础,因而被反动派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千方百计加以迫害。1937年春,赵厝寮四维小学校长郑敦、泥沟德育小学教师徐思逊和王绍基等人,就因敢于宣传鼓动学生抗日救国而被视为“政治犯”拘捕入狱(至“七七”事变后释放)。这是抗日战争前夕国民党反动派镇压普宁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一起政治事件。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揭开了全国抗日战争的序幕。此后,国共合作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伟大胜利。这时全国各地爱国青年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革命战争已全面展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华南人民抗日义勇军”这个秘密的革命群众组织,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因而,南临委指示“华南人民抗日义勇军”转化为公开合法的抗日救亡组织,从此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义勇军在普宁的组织解散后,这些义勇军的成员又都成为“普宁青年救亡同志会”(后改为青抗会)的骨干。在中共普宁党组织的恢复、重建中,义勇军成员绝大多数先后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其中不少还成为各级党组织的领导骨干,他们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注:本文根据李平、金乃华、罗天、吴南生、杜桐,杨朴轩、何史、张陶等老同志回忆有关抗日义勇军材料及庄明瑞、丘秉斐、张茂生、周光惠等老同志提供材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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