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老战士许南明访谈录

时间 :2020-02-06 作者 : 来源: 浏览 :96 分类 :采访札记

2016年1月22日,普宁市红色文化研究中心执行理事长黄育豪、秘书长王宋斌专程往北京拜访抗日老战士、原中国电影出版社社长许南明同志。这篇文章是根据采访和许南明同志提供材料整理。

受访者简历:

许南明,男,原名许庸,曾用笔名杨丽贤、吴慕寒、段北兵,电影评论家。1922年生于广东普宁市北山村。广东文理学院肄业。1945年参加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北江支队。后任香港文艺通讯社、秋风歌咏团理事。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历任华南文工团三分团副团长,广州市文工团协理员,《大众电影》编辑部副主任,中国电影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中国影协第四届理事、书记处常务书记。著有电影论文集《影事偶记》,文集《风雨旅程》,主编《电影艺术词典》等。

香港文艺讲习班

我少年时期,随父侨居马来亚槟城。后回国在广东普宁一家进步中学——兴文中学接受革命思想的熏陶。1940年又出洋到了泰国,长辈要我到新加坡或伦敦读英文。我目睹国家危亡,执意回国参加抗战,后经父亲同意,安排到香港就读高中。当时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举办了一个文艺讲习班。讲习班每一期两个月,先后举办了四期,我参加了第三期的学习。当时那些老师都是非常有影响的思想文化界人物,如茅盾、夏衍、乔冠华、徐迟、戈宝权、叶以群、黄药眠、萧红、胡绳、胡风、端木蕻良、袁水拍等等。

这些人的演讲都很有特色。譬如说,茅盾讲话浙江口音很重,虽然听不大懂,但还是很崇拜他;乔冠华文章写得很漂亮,风度也好,也很会说话;胡绳则是后来的党史专家。不少人是地下党。当时我还在上学,因此只能礼拜天晚上去。他们的演讲对我而言是进一步的思想和文学的启蒙。在文学素养方面,受到名家的熏陶,同时接受了夏衍、乔冠华等人宣讲的抗日救亡的思想。在香港这几个月,我名义上是读高中,实际上还不如说主要是上讲习班。那时候只有比较进步的年轻人才去听课。课后我们这些学员就组织起来讨论。当时我们有个组织叫“文通”。为什么叫“文通”呢?因为文协分会下面设有一个文艺通讯部,简称“文通”。“文通”组织了这些讲习班,在讲习班结业之后,把这些进步学员组织起来,组成“香港青年文艺研究社”,简称“文研”。我参加了“文通”,也参加了“文研”。

1941年5月以后,这两个姐妹团体实际上已形成统一的组织,一套班子两块招牌。作为文艺青年,我爱好写一点小东西。这期间,我受到了许多老师演讲的启发,进一步认识到写作要深入生活,要深入民间。除了讲文学写作需要注重什么问题外,老师也讲一些时事政治。

作为一个文艺青年,我受到很多教育,更加意识到应该上大学,应该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做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

秋风歌咏团

抗战胜利后,东江纵队奉命北撤,我和部分人员则奉命留在香港。随后在黄文俞、陈汉华、杨奇、沈静波等领导同志的谋划推进下,香港“文通”恢复了活动,但港英当局对共产党及进步社团非常敌视,不让“文通”注册。后来获悉秋风歌咏团是一个群众性团体,团长陈先生是一个爱国进步人士。该团在香港沦陷前非常活跃,沦陷期间停止活动。日本投降后,这个组织继续作为合法的社团存在,但没开展活动。我们遂派人与陈先生协商,陈先生同意让“文通”挂秋风歌咏团的牌子。所以秋风歌咏团和“文通”实际上是一个团体。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香港的青年团体如雨后春笋迅速发展起来。“秋风”的成员也随之不断增加。中共香港工委“青委”于1948年秋决定成立由“青委”直接领导的党的中心支部,加强对青年团体的领导。中心支部成员有卢苇、叶有秋、许戈阳、吴仲明和我。卢苇为书记,我兼任“文通”党小组长,许戈阳、高建民和我三位理事共同负责“秋风”的领导工作。我们在秋风歌咏团实际上是做地下工作。在香港,这是十分危险的。党组织当时非常穷困,我们就积极组织筹款,放映苏联电影。杨少任、邱秉经当时跟庄世平一起办了安达公司发行苏联影片,介绍一些苏联的图书、图片等。他们都是地下党,我们就经常向他们租借片子,公开演苏联影片,譬如《乡村女教师》、《夏伯阳》、《政府委员》、《森林之歌》、《大马戏团》,等等。

中国电影发行公司

全国解放以后,当时我的老师杨少任、洪藏都在北京,都在中国电影发行公司总公司担任领导,总公司管辖着各省市的分支机构,形成一个全国的系统。他们希望我到他们那里去工作。

杨少任、洪藏是我的老师,教我五年,从十二三岁到十六七岁,从高小到初中毕业。他们是启蒙我的恩师嘛,所以对我还是比较了解的。他们要我到他们那里去,我从此进入了电影界。发行公司的华南分公司在广州,经理是邱秉经。华南分公司下面分设几个办事处:广州办事处、汕头办事处,还有桂林或是南宁办事处。我是广州办事处副主任,手下有六七个人。当时,广州市也就六七家电影院,很少几个电影院。1953年我就在那里工作,主要是搞电影发行,其实重点就是影院排片。

我为了宣传电影,写些宣传材料,就是当时所谓的笔杆子。有时在《南方日报》、《广州日报》等报纸上发表文章介绍影片,以提高上座率;另外就是安排每个月的片期。排片的时候,争斗就不是一两天了。各影院的头头们在一起,为下个月有可能上什么片子、华南分公司能给几个拷贝、各影院怎样分配而争吵不休、打打闹闹。没干多久,大概一年吧,表现还不错,工作也需要,就把我调到了中南湖北省办事处。我是第一副主任,没有正主任。为了配合影片的上映,一样要搞宣传。一开始我慢慢写一些小消息或影片介绍,之后就开始写电影评论了,在比较重要的电影上映之前,做宣传舆论工作。

我个人就发表了好几篇署名的电影评论,因为当时电影发行公司搞发行业务的人多,但动笔的人比较少。

从《大众电影》到中国电影出版社

1956年,我从电影发行放映总公司调文化部电影局任外事科科长。“反右”斗争告一段落,中央号召革命干部下乡劳动锻炼。1957年底,文化部下属单位干部数百人到江苏扬州地区劳动锻炼一年。1958年底,回京后,电影局紧缩编制,我遂被调到电影出版社属下的《大众电影》杂志任编辑部副主任。当时出版社社长由陈荒煤兼任,领导人有邱秉经(不久调广州南海海洋研究所任所长)、谢力鸣、程季华、黄钢、贾雯等;1960年出版社由“影协”第一书记袁文殊兼任社长,程季华任副社长及总编辑,另一副社长是刘备耕。《大众电影》干部十余人,其中王云缦、唐家仁、沈基宇、陈彻都是搞影评、编辑工作多年的同志,业务熟悉,颇有水平。

《大众电影》1958年第20、21期发表了苏联影片《共产党员》笔谈文章六篇,产生了分歧意见,主要是对剧中人物古班诺夫的群众观点和爱情问题的理解有分歧。出版社领导认为讨论可以告一段落,要我代表刊物写篇总结性文章,于是我写了一篇题为《永远活在人们心中——论“共产党员”》,在1959年第5期刊发,对影片持基本肯定的态度。文章发表后,读者纷纷来信表示赞同文章的观点,也有少数人表示反对,后来被时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林默涵召去训斥了一番。

《大众电影》是一份通俗性刊物,拥有大量读者,而且是半月刊,一期紧接一期,工作紧张,责任很重。好在编辑部同志们关系融洽,很有干劲,基本能保持刊物的特色和质量,按期出版。我也通过实践,学到一些办刊的知识,开拓些电影艺术的视野。

1959年底,我调中国电影出版社任理论组组长。组内有张小怿、孙韵清、杨志清等同志,他们都是资深编辑,业务十分熟练,我们的合作十分愉快。

当时出版社已经策划出版一套影片研究集,即把一些重要影片从小说到剧本、从导演到表演,包括摄录美等方面的创作总结,以及重要报刊评论等资料完整搜集到一起编辑成书,已经出了《<祝福>——从小说到电影》。关于《红色娘子军》,也想照此体例出一本完整的研究资料。所以我认领了这项任务后,先看了《祝福》的那一本,对未来成书心中有了一个大致的框架,然后到浙江绍兴采访谢晋。我在绍兴待了三天,他陪我游览鉴湖和兰亭,我们边逛边聊,无拘无束。

我采访了谢晋三天,然后去上海找主演吴琼花的祝希娟、作曲黄准、美工张汉臣进行采访。梁信当时是编剧,广州军区的作家,经常到北京来。我也常跟他聊。北京的陈强、王心刚我也去采访过。

我是抱着学习的一种。心态去采访的,有这个机会,很高兴啊。跟编导演摄录美这些人聊天,熟悉电影业务,这是很难得的。陈强以前就住在小西天,那时候陈佩斯还小。我到他家里去,聊得比较多,回来就记一下。

以前他演南霸天、演黄世仁演得很好、很形象。他在解放区演歌剧《白毛女》中地主黄世仁的时候,有的部队战士要开枪打他。因为他演得太逼真了。战士们都把他当成真的地主黄世仁了。

编辑《李双双》研究集的时候,编辑李经常来,我对他的访谈就很多。后来我就《李双双》里的人物对话写了一篇分析文章,有7000字,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导演倒没有找到访问的机会。然后,我专门到上海找张瑞芳,住的是最低级的旅馆。上海“影协”很支持我的工作,白天就安排在一个小剧场放映张瑞芳的影片,让我跟张瑞芳看。最开始放的就是《李双双》,她以前演的影片也看,前后两三个礼拜,白天组织看,夜里追记,然后再采访。

我从上海回来之后,给她整理了六七篇文章。当时社领导要出《表演艺术家专辑》,张瑞芳也列在里面。

我先后为张瑞芳、田华、陈强、张平一共整理出十几万字的文章,而且还陆续地写。那几年中,我自己也陆陆续续写了一些影评、剧评、散文,在《光明日报》及其他报刊上发表。“文革”是一场毁灭文化的浩劫,我花了大量精力替几位表演艺术家整理出来的探讨电影表演艺术的文章,通通作为“黑线”罪证被迫上交,多年心血尽付东流。

恢复时期的中国电影出版社

“文革”后,中国电影出版社重建,隶属文化部领导。不久,中国“影协”也恢复,出版社遂划归影协领导,由袁文殊、孟广钧、康庆云和我组成领导小组。袁文殊兼任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孟广钧、康庆云和我都是副社长。1979年,“影协”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袁文殊为主席团成员之一兼第一书记,孟广钧、康庆云为正副秘书长,程季华、孟广钧和我为书记处常务书记。实际上出版社的编务和出版工作,我多抓了些。

当时我的心态是什么呢?任务艰巨、力不从心,但又有一股被荒废的时间必须追回来的迫切感,所以只有硬着头皮干!恢复的时候很困难。我们原来是被扫地出门的,没有房子、没有存稿、没有任何器材,人就剩几个了。有的人调到别的单位去了,如调到中国电影资料馆、文研院、北影厂、北京电影学院,大多是翻译骨干。随着业务的发展、人员的增多,1984年,社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社长兼总编辑由我兼任,当时我还担任“影协”书记处常务书记,与副社长邝锦宽,副总编辑富澜(后任总编辑)、徐虹、陈纬、任大心,编审沈善,总编室主任李纬武等组成社领导班子,下属有中国电影编辑室、外国电影编辑室、电影技术编辑室等。

《大众电影》从上海迁京后,一直是出版社的一个编辑室,因“文革”而中断。“文革”后恢复出版,仍属于出版社的一个部门,印刷、发行、财务仍由出版社统管。《大众电影》恢复后一度非常红火,销售网点被挤破门窗的事时有发生。发行量最高时曾达到960万份。1984年以后,经“影协”领导同意从电影出版社独立出去,从出版社带走部分资产资金、纸张储备和设施。

另外,当时我就想系统地出成套电影理论书。我认为发展出版社的事业要两手抓,一手抓提高、一手抓普及,比如以图画为主附有说明文字的电影连环画即电影小人书,非常畅销。

最高的是一百多万,以后娱乐项目多了,有电视有网络了,新的出版社也纷纷成立了,竞争就激烈了。开始几年,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电影出版社有些垄断性质。那时候出版通俗读物赚钱多,而专业学术书籍发行量小,我们只好以丰补歉。但是,我们坚持要多出书、出好书。第一步,就是把“文革”前有学术价值的或比较畅销的书重版一批。我们重版了好几百种。应该说,出版社的前人做了大量的工作,那时出版社人才济济,翻译了很多外国电影理论、外国电影史、外国电影剧本的书。出版社恢复初期很多书的编辑出版都延续了原来的业务,延续了前人的工作。

那时候有编辑费。我是总编辑,但我从小不拿审稿费。我不拿,副总编辑也没拿。那时候大家都穷,一个月工资两三百块钱。我们把编辑费总额扣下百分之二,作为福利发给大家(包括非编辑人员),这是不违规的。有时候发补贴,从领导袁文殊同志到下面勤杂人员、汽车司机,通通一律发四百块钱,不分等级。

其他的盈利全部上缴了。一套《红楼梦》歌曲磁带,我们就赚了一百万元,都上缴了。1986年,我们举办了一个中国电影出版社成立30周年庆祝会,夏衍、陈荒煤同志和文艺界、电影界的前辈、领导都光临了,荒煤同志在庆祝大会上讲话,夏公为我们的纪念画册题词,还与社里的同志合影;在纪念画册上题词的还有阳翰笙、王阑西、陈荒煤、司徒慧敏、袁文殊、谢晋、王子野、许力以等同志。社委会还在纪念画册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温故知新,继往开来——中国电影出版社在前进》的长文(沈善执笔),介绍出版社的发展简史和今后发展的蓝图。在一片赞扬声中,我也在思索着一个问题,出版社的发展动力主要靠什么?靠人,特别是要有一个好的领导团队。我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委会中人才不少,如何团结好他们、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形成一个坚强团结、蓬勃朝气的核心,从而带领全社同志奋勇前进,无疑是一个关键问题。例如,社委会中,有资深的翻译家、有资深的编辑家,也有富有经营管理经验的同志。我处处尊重他们,尽量发挥他们的特长,使他们心情舒畅,他们自然也支持我的工作。总之,社委会的同志们团结一心、互帮互励,关系十分融洽。领导班子的状况如何,可以决定出版社的兴衰,这是我一点深刻的感悟。

中国电影出版社是1956年正式成立的。“文革”前应该说已经建立了一支颇具规模的队伍。“文革”后恢复出版社,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干起来的,这点应该强调一下。我们的出版理念非常明确:那就是传播和积累电影文化,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电影学派做出贡献。我们将“文革”前出版的许多图书重印,同时又抓紧出版一批新书,比如夏衍的《劫后影坛》、陈荒煤的《攀登集》、袁文殊的《影坛风云录》、郑君里的《画外音》、柯灵的《电影文学丛谈》、赵丹的《银幕形象创造》、白杨的《电影表演探索》、陈西禾的《电影的画面与声音》、韩尚义的《电影美术散论》,还有《崔嵬的艺术世界》等;我们和电影局《电影通讯》编辑都合编的《电影导演探索》,前前后后一共出了四集;还有于敏的《探索》、钟惦的《陆沉集》、罗艺军的《风雨银幕》等等,都是比较重要的、有分量的;另外还有一些影片研究集,比如《天云山传奇》、《归心似箭》、《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沙鸥》、《喜迎门》、《邻居》、《西安事变》、《南昌起义》、《城南旧事》等的研究集;外国方面也翻译出了一些有名的著作,譬如说乌拉圭阿里洪的《电影语言的语法》、英国赖兹的《电影剪辑技巧》、美国梭罗门的  《电影的观念》、德国克拉考尔的《电影的本性》、苏联查希里扬的《银幕的造型世界》,还有美国劳逊的《电影创作过程》,英国西顿的《爱森斯坦评传》、法国电影史学家萨杜尔的《世界电影史》、《电影通史》  第三卷上、下册,以及邵牧君著的《西方电影史概论》等等。那几年我们出版了中外电影文学剧本一百多种,《中国电影剧本选集》“文革”前出了八集,我们又陆续出版了九到十一集。科教片、美术片、喜剧片、惊险片等方面剧本的选集,田汉、阳翰笙、柯灵、孙瑜、海默、李、张弦等的比较著名的作家的剧本选集。外国的有卓别林的剧本选、意大利的电影剧本选、《魔鬼的美》、《外国电影剧本丛刊》等,以及《罗马十一时》、《罗生门》、《克莱默夫妇》等有关外国影片研究丛书。另外,中外有关电影技术方面的书也出了好几种。

两手抓就是一手抓好书,一手抓赚钱。当时调侃的说法就是,一手要抓“名”,一手要抓“利”。那时候百废待兴,物质极为缺乏,纸张尤其紧张。我们是老出版社,是在出版局立案的,要纸张相对容易些。其他单位去要纸非常困难。所以我们借这个条件出版了大批电影连环画、电影挂历、电影年画,都是风行一时的,很受欢迎。很多著名的电影明星上门来纷纷要求上挂历,免费上,不要报酬。

中国电影出版社当时出版很多刊物,如《电影艺术》、《大众电影》、《世界电影》、《中国电影年鉴》、《电影技术》、《电影经济》,还有一本《环球银幕》;一本少儿读物《孙悟空》也是我们创办的。除此之外还有三本内部的刊物。出版工作的规模还是比较大的。

《电影艺术参考资料》、《国际电影技术》、《世界电影动态》三种内部参考刊物。1984年新中国成立35周年的时候,我在电影局的《电影通讯》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在电影出版事业的大道上》,介绍了出版社恢复以后的概况。

那时候传播媒介还是比较简单的,没有什么其他传播信息渠道,也没什么电视,所以特殊时期的一种特殊情况“造就”了我们出版社。那个时候中国电影出版社在经营规模、经营范围、出版品种数量等方面,比起“文革”前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在中国出版界也有了一定的地位和影响。中宣部、文化部、中国文联,对我们社都比较关注。

因为有大量盈利上缴国家,我们有一年就上缴1300万元啊,这都是有证可查的。

另一方面,当时我还是想要系统出版成套丛书。我们当时就选题问题广泛征求了意见,同时进行了初步规划,包括各方面。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在西苑饭店,我们邀请电影部门的行政领导,电影界艺术、技术和经营管理的专家,一共百多人开会。夏公参加了,中宣部出版局局长许力以和“影协”袁文殊、于敏、林杉等同志都参加了。我说了几句开场白,就进行分组讨论。我们就讨论意见做了记录。意见很多,也很宝贵,大家都非常希望我们多出一些电影专业书,最好能更系统化。我们就根据这些意见,订了一个比较长期的选题规划,准备陆续出版电影美学丛书、中国电影艺术概论丛书、外国电影艺术理论名著丛书、电影艺术理论丛书、中国优秀影片研究丛书、中外优秀影片剧本丛书、中外电影史著作、中外电影人物传记、电影专业的辞书、中外电影科技著作等等,有点“雄心勃勃”。这些规划和设想后来大部分得到了实现,但是形势变化太快,人们文化娱乐生活多样化起来了,电影一枝独秀的局面早已不再,中国电影出版社的市场发生了急剧变化。我们曾经红火一时的小人书、年画、挂历,迅速从市场上消失,出版社的专业分工被打破,面临很多困难和问题。我1990年告老回家了,但对中国电影出版社怀有特别的感情。我恳切地请求上级体恤中国电影出版社的困难和问题,加大领导和支持的力度,也希望出版社年轻一代领导和全体同志们,维护我社的传统,并为创新地发展而艰苦拼搏,我对出版社的再度复兴,充满着期待和信心!

编辑出版《电影艺术词典》

《电影艺术词典》的出版与编辑是出版社的一件大事。搞电影理论研究、电影评论工作的人非常需要一本专业辞书,电影界各个门类的人士也纷纷提出了要求。我们为此特意成立了一个辞书编辑室。于是我们就把散落在其他单位的老“影协”、老出版社的人员请回来协同筹划,并依靠北京电影学院院长沈嵩生确定各个分科的主编。我们开了许多次会确定条目,责任编辑是沈善和孙韵清同志。当时资金不成问题,一二十万块钱能拿出来。

由于夏公的支持,我们决心很大。我们认识到这是个巨大的工程,应该集中全社的力量来完成,于是成立了编委会,而且聘请了150个撰稿人。

我们组织了一个35人的编委会,我们出版社的五个人是常务编委。大家推来推去,让我当主编、沈善当副主编。夏公答应做总顾问。但是,有关特别重要的词条,尤其是关于30年代的重要词条送给他看时,他都有求必应,亲自审定。实事求是地说,《电影艺术词典》能够成功问世,要归功于电影界很多专家学者热心的支持,尤其是北京电影学院的专家老师,他们做了很多踏踏实实的工作。我虽然是主编,但是真正付出更多心血的是副主编沈善同志。她尽心尽力来抓这些事情。经过两年多吧,就出书了。词典出版之后,一些媒体包括台湾媒体进行了广泛宣传,给予了好评。当时这部词典还获得了两个国家级图书奖,一个是1986年中国图书荣誉奖,还有一个是1986年全国优秀图书畅销奖。电影专业辞书能够畅销,也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

再就说一说关于修订版的情况吧。为了纪念中国电影诞生一百周年,出版社决定对《电影艺术词典》进行修订,以满足广大专业人员的需要。那时候我已离休多年了。当时的社领导到家里来请我出山,主持修订工作,我推辞不掉,就和已离休的前总编富澜、刚刚退休的总编崔君衍并列主编。时隔20年了,发生了很多变化,新的技术、新的思潮、新的观念不断涌现,修订工作必须跟上这个时代啊。有很多困难,如词条的设置、框架结构的变动等等都要有所调整,有所补充。词条也有增有删,还有很多东西要修改,我们的工作要求很严谨,宁可慢一点,也要科学准确。这次修订,假如没能在原有基础上有所提高,交代不过去!初版中,总顾问夏公已经去世了,13个顾问已经有12个驾鹤西行,只有谢铁骊同志硕果仅存。20年变化太大了。我们聚集了许多初版的编委,也邀请了电影理论家、电影教育界的一些精英新锐,可谓群英荟萃。经过两年时间的苦干,终于搞出来了, 2005年12月出版。这次修订,富澜同志付出最多。修订版第一次印了一万本。前几天,我打电话到出版社发行部问重印了没有,说已经重印了一次,重印了5000本。

人生总结

我今年94岁了,回首过去,我出生在一个动荡的年代,在旧社会有着短暂的振奋和喜悦的时间,但更多的是流浪、饥饿、受迫害。解放后,我勤勤恳恳地工作,亲历过很多历史的悲剧,有很多困惑和痛苦。到了晚年,迎来改革开放,我们灾难深重的祖国啊,迅速地崛起,翻天覆地。作为一个跨世纪的老人、一个幸存者,我有很多感慨。新时期我有幸受邀访问过一些国家和地区,看到外面不少东西,我到过美国、法国、苏联、捷克、朝鲜、新加坡和香港等,对不同的社会状况、人文风貌有所感触。我还接触了一些新的思想、新的思潮、新的理论,对过去一些事情、一些现象、一些社会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我们三十多年的经济改革取得了非凡成就,综合国力空前提高,这是全球都有目共睹的。但是说实话,还存在许多社会问题、许多挑战和危机。我已经老了,本该颐养天年了,但是本性难移,对当前社会一些消极现象、存在的一些问题,还是十分关切。天天看新闻、看报刊,对很多问题有了新的认识。这也是老了的一大幸福。

在人生舞台上,作为一个“演员”来讲,我的“戏路”还是比较宽的,演过多种角色。现在到了垂暮之年,生活安定,医疗条件很好,我要感谢组织,感谢许许多多在危难的时候向我伸出援手,给我精神鼓舞的领导、师长和战友。我认为,作为一个老党员、老干部,一息尚存,仍应有所坚守,有所追求!

(黄育豪、王宋斌)